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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上是年轻的庄振华和李秀兰——他法律上的父母。照片拍摄于1981年秋天,他“出生”前一年。庄振华穿着白大褂,李秀兰穿着护士服,两人站在医院老楼前,笑容里有种那个年代特有的、质朴的希望。
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:“给未来的孩子:愿你的世界,比我们的更光明。——爸爸,妈妈,1981.10.23”
庄严的手指抚过那行字。钢笔的凹痕还在,但墨水已经褪色。
“你们知道吗?”他轻声问照片,“你们抱回家的那个婴儿,他的基因在实验室里被改写过。他哭的时候,他的免疫系统在适应编辑后的片段;他笑的时候,他大脑的神经元连接在被优化的轨道上成型。你们爱的是一个‘产品’,但你们给了他‘人’的爱。”
照片不会回答。但庄严觉得,如果父母还活着,他们会说:“那又怎样?你是我儿子,这就够了。”
他把相框放回抽屉,关掉电脑屏幕。办公室陷入完全的黑暗。
在黑暗里,他感觉到掌心那枚树形疤痕在微微发热——那是发光树与他建立的生物连接。通过这个连接,他能隐约感知到其他“镜渊基因”携带者的情绪波动:
东北方向,27公里处,一种混合着焦虑与决绝的情绪——是苏茗。
正东方向,33公里处,温暖而复杂的情感涟漪——是彭洁和陈默。
西南方向,15公里处,平静中带着期待——是马国权。
还有更遥远的、微弱的连接:小叶子在儿童病房安睡;林晓月之子在海外实验室的隔离舱里;苏茗的孪生兄弟胚胎在基因库液氮中;以及……那个西伯利亚冻土样本Ω-0001,在地下七层的水晶容器里,发出某种近乎死维的脉冲。
所有这些信条,所有这些存在,都将在明天的协议签署后,被重新定义。
庄严站起来,走到窗前。夜色正在变淡,东方天际线泛起一丝极细微的灰白。离黎明还有三四个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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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做了个决定。
从白大褂内袋里,他取出那枚发光树种子——现在它已经长成了一株十厘米高的完整幼苗,根系缠绕着他的手指,叶片散发着柔和的脉动光。
他将幼苗举到窗前,对着即将到来的黎明方向。
“李老师,”他说,“如果你还在某个数据碎片里看着,告诉我:一个被编辑过的人,有没有资格为所有人争取‘不被编辑的权利’?”
没有回答。
只有幼苗的叶片,在黎明前的微光中,轻轻颤动。
像是在点头。